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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海权、制空权：中国安全的基石

在古代世界里中国曾长期处于超级大国地位的原因，可归于当时中国所拥有的高度发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业生产方式。与古罗马称霸地中海的情况相似，这种生产方式带给中国军事方面的影响是刺激了中国陆军及以攻占地理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所处的特有的地理环境，也使中国上述军事特点得到强化。俯察中国版图，可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发展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海军。可见，大海的天然屏障给中国国防史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天然的安全环境使中国古代国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从而也就没有条件积累足以在未来战争中自卫的海战经验。鸦片战事是英国在海上对中国的胜利，也是大海留给近代中国国防的一粒苦果。最安全的地带往往也是最脆弱的地带，中国国防的近代惨败应验了这个军事辩证法。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南顾之忧，中国古代国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犯为目标，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国防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刺激了包括骑兵在内的中国陆军及以攻防地理要塞为目的的陆权军事理论的发展：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陆权军事为主题。正因如此，当西方炮舰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用海上出击的方式，而以“高筑墙、广积粮”战法与洋人交战。这样的国防到近代又怎能逃脱丧权辱国的命运？由英国工业革命及远程航海技术带来的新的战争模式。即海上对敌国进行纵深打击的战争模式，在19世纪下半叶已广泛地影响了西方世界。一方面，保卫海上商业利益，带动了造船业和海军的发展；另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扩张的地面战役（比如英国在阿富汗山区）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促使西方国家的军事作战方式逐渐从陆战转向海战。这种海上作战方式的改变使英国在19世纪中叶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拥有庞大陆军的印度和中国；日本东施效颦，在甲午海战中也打败中国。中国在这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中被迫割让了一系列主权。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瓜分中国的狂潮。也就在中国即将被彻底肢解之际，欧洲发生了 次世界大战，回国参战迫使西方列强暂时放弃东方。真是侥幸，如果没有 次世界大战，今天的中国版图，实在难以设想。但问题并未终结。20世纪上半叶，世界战争模式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就是空战的出现。如果说对海战及制海权 行理论总结的，是生活在中英 次鸦片战争和 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dThayrMahan，-)，那么在理论上 意识到制空权重要性的是意大利的朱里奥·杜黑（GiulioDouht，-）。他在《制空权》一书中认为：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战场。在人们意识到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性之后不久，就会意识到制空权将变得与制海权一样重要。杜黑的这种超前意识为德意日法西斯国家 采纳并迅速转变为他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作战方式；这种新的作战模式使二战中的德意日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占据了明显的军事优势。在中国战场，日本凭借空中优势，赢得了对华战争的初期胜利，并使中国自甲午战败并被迫割让台湾及澎湖等岛屿后，其东部地区再次被日本分裂为数个依附于日本的傀儡政府。中国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抗战胜利是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胜利的大背景下取得的，如果日本的对华战争没有进一步扩大为对美的太平洋战争，也就是说，日本对亚洲的战争只限定在北纬30度以北的东北亚地区，那么，美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很可能继续采取绥靖立场。如果历史真是这样演变的话，今天的中国版图，真是难以想象。对世界霸权而言，历史意味着强权对世界地缘政治版图的分割和控制史；而对世界的控制则意味着对 于时代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控制。如果说工业革命改变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那么，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高科技革命则无情地改变着20世纪末并将进一步改变21世纪的历史。在20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巴尔干地区见到与年发生于中国东海岸的鸦片战争相似的情景，即掌握制海权的西方列强在海上远距离侵犯他国主权，并强行达到分裂他国主权的目的。在强迫南斯拉夫放弃对科索沃主权的要求被拒绝之后，北约便对南斯拉夫发起大规模空袭。与发生于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不同的只是，西方列强这次动用的已不仅是“坚船利炮”，而是依托于集海陆空三维作战方式为一体的航空母舰（及邻国基地）并配以在卫星监控技术协助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攻击和准确拦截的现代军事手段。 和越南战争之后，对美国士兵来说，侵入敌国内陆作战已成为一种可怕的经验。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伊拉克军事打击的胜利中，美国恢复了军事干涉他国事务的信心：美国在对伊拉克的远距离海空打击中不仅基本摧毁了伊拉克的军事作战手段，同时也在“人道主义”的幌子下用“禁飞区”的方式达到了事实分裂伊拉克的目的。这样，美国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在痛苦的陆战经验中总结出海上远距离立体打击这种得以扬长避短的作战方式。在打垮伊拉克以及北约刚刚接收波兰、捷克和匈之后，美国及其盟国把目标移向南斯拉夫，企图通过肢解南斯拉夫来实现其控制世界的战略。巴尔干是俄国南进战略的主要基地，南斯拉夫与俄国又是历史盟友。在北约东扩、日美军事合作加深这一对俄两翼合围日紧的形势下，俄国迫切希望打开南面的战略出口，为此位于巴尔干的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对今天的俄国就有了特别的战略意义。而打败南斯拉夫，就将意味着打断俄国在巴尔干的战略支点。现在的问题是，对中国及其他非北约国家而言，如果北约肢解南斯拉夫的企图得逞，则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将这一模式在亚太及其他地区进一步应用，以打击对其控制世界有“威胁”的国家。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表达了这层意思。她说：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20世纪的美国外交策略，是19世纪英国外交策略和马汉海权学说及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要点是：用不断制造小国，特别是海上岛屿小国的方法，确保海上运输线和地缘及资源关键地区控制在美国及其盟国手里。对世界的控制首先表现为对欧亚大陆中心即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对中东中亚地区的控制首先是对其两翼即巴尔干和南亚地区的控制。90年代初，由于苏联解体，世界进入无序状态；但到90年代中期，西方以俄国和中国为对手的“接触与遏制”政策（实际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外交政策的延续）呈现雏形。90年代末，以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加入北约、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修订及日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设想开始酝酿为标志的，对俄国、中国呈两翼合围势态的战略布局已大体成型。今后这种合围进程并不会因新世纪的到来而放松，相反，它将趁俄国衰弱和中国羽毛未丰之际日益加紧。而要达此目标，根据美国对付苏联及南斯拉夫联邦的经验，一旦条件成熟，以某种形式有限地（一个过于分裂的中国对他们也不利）肢解中国将是美国及其盟国不会放弃的选择。美国从控制欧洲的经验中清楚地认识到，在亚洲实现均势战略，即让日本、中国、俄国及印度等国在均势中相互制衡的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这种思想在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就已提出并付诸实施，在下世纪还将继续坚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不仅不排斥世界多极化趋势，而且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留和推动这一趋势。问题在于，美国所要求的只是一个便于美国控制和操纵的多极化趋势。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可以接受的既不是一个强大的、更不是一个弱小的、而是一个在综合国力上可与日本、俄国和印度掣肘而又不能与美国抗衡的中国。美国从自己的建国经验中得出，国家强大的首要基础是拥有广大的版图，而阻止一国崛起的最彻底的办法，就是肢解它的版图，让它在分裂中内耗，在内耗中为大国所操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用这种办法肢解了德国，英国用这种办法削弱了本可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印度。20世纪末，西方又用同样的方法促成了强大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到下世纪，在安排好欧洲地缘政治版图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就可能如法炮制，把目标指向崛起的中国，使中国在（有限的）分裂中彻底失去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的机会。从美国亚太地缘政治的需求看，使台湾、南沙群岛继而西藏地区与中国事实分裂，是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称霸世界的长远战略。台湾地区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最直接的门户，是日本南下必经之地。控制一个与中国分离的台湾地区，美国就北可遏制日本，南可威慑东盟，西可堵截中国；而动摇中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地位，就可使中国失去最接近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基地，从而进一步失去对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一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战略要地的天然控制力。西藏是中国进入中亚中东及印度洋地区的前沿地区之一。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基本围绕着占世界石油储藏量2/3的中东地区以及由此向太平洋和大西洋伸展的石油运输线展开的。中东和中亚是世界能源和地缘的中心地带，是美国国家 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出现的中亚五国已把俄国与中东富油区隔离开来，目前除中国外，这一地区已没了有实力的大国。于是，在21世纪，分离中国西部，特别是中国西藏地区，并以此阻止中国力量向中东中亚地区伸展，将是美国及其盟国对华重要战略目标。维持国家主权有效性的决定性力量，是一国的国防能力，而一国的国防能力又最终取决于该国的科技能力。有什么样的科技能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军事攻击手段和方式。仅就有限战争而言，决定战争胜负的并不主要是所谓的“综合国力”（除工业技术要素外，19世纪中叶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并不比英国逊色），而是一国的军事科学技术能力及由此能力决定的军事作战能力。19世纪的鸦片战争及20世纪末的美国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从两方面说明了这个道理。20世纪制海权和制空权两次军事革命使战争完成了由陆权和海权联结的平面模式向陆海空三维立体模式的转变；21世纪人类将面临在外层空间卫星（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制空权）和浅层海域（制海权）为主要内容的更为深刻的军事革命。在现代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已为在卫星监控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在同等国力条件下，谁掌握外层空间技术，谁就掌握了制空权；谁掌握了制空权，谁也就掌握了制海权；掌握了空权和海权，也就掌握了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比较20世纪中叶美国入侵朝鲜、越南的战争模式和20世纪末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模式，不难发现，后两场战争标志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作战方式已初步实现了上述转变。在新的战争模式中，“诺曼底”式的大规模陆海空军进攻已让位于在航空母舰上形成的、在太空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海上和空中打击；传统的人与人的正面交锋已让位于物与物的冲突；陆军（若不与其他军种混合）的作用将相应下降。在未来战场上，战役的首胜将不主要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及其传统作战能力，而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质量及其所拥有的现代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基础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监控技术，也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和制海权；掌握了制空和制海权，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9世纪末英国和日本的海上胜利使中国失去了香港和台湾地区；20世纪末，美国在海上、继而空中的胜利，使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变相损失了部分主权；21世纪，中国若不能建立起海上和空中进而外层空间的相对优势，就可能失去对台湾、南沙群岛乃至西藏、新疆的主权。我们不能以宿命论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没有分裂的历史（其实沙俄时期我们已失去了大片领土），我们应以积极的姿态阻止中国可能再次被分裂的现实，迅速将以本土自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不然，我们不仅不能阻止北约军事干涉南联盟科索沃危机的模式在我台海乃至西藏地区的重演，而且不能为中国崛起创造一个最起码的有利于我的国际安全环境。

二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

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人们对安全的需求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国家安全环境在不同的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对建立在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是一种只具生存功能而不具发展功能的经济形式──基础之上的小农业国家来说，国家安全与该国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总数相联系，在此基础上便产生了以保卫和扩大土地和农业人口为目标的国家安全观及相应的以防守陆地要塞为目标的陆权国防理论。这一时期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考虑基本是从保证人的生存条件出发的：一国对他国安全环境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其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的威胁。若明白此中的道理，也就明白了中国清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乃至台湾这样的“弹丸之地”弃之如履的另一层原因。但是，这种安全观念及建立其上的对安全环境的认识到近代发生了变化。英国资本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使人类经济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使人类生产从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转到对价值的追求，追逐利润成了经济活动的核心动力。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农业国度中生存安全是发展的前提，那么到了近代，市场和利润对经济活动的意义已使发展安全转为国家生存的前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不再表现为对一国生存条件即土地和人口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而是对一国的发展条件即资源、市场及其获取和占有条件的威胁。这使人类对安全及其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具有革命意义的转变，即国家安全主要是与国家发展相联系的概念；对一国发展条件而不主要是生存条件的威胁，就是对该国安全的威胁。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经济实现资本增值的最快（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发展道路是在市场学派那里一个特别的例外）的方式。利润，这一近现代经济的 动力又使市场经济下的民族国家最终改造成为世界性的国家；由此近现代国家的安全观念，也从对保卫生存条件的考虑转向对保卫获取利润条件的考虑。保证高额利润来源的前提是对世界市场及战略资源的控制，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又是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的认识来自于一个世界性的概念：西方英美国家对安全环境的看法竟是一个由海洋贸易线上的岛屿而不是陆地为主要基点联结而成的画面。对此理解最为全面和透彻的是美国海权理论的奠基人马汉。他在美国崛起并对世界市场产生大需求的初期，提出了海权理论。马汉说：“对海洋──尤其是沿着由各国的利益和商业勾画出的重要航线──的控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主要物质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海洋是世界上极重要的联络媒介。从其中可自然地得出这条以控制海洋为目标的原则：在的确能够做到的时候，一定要把有助于对海洋的牢固控制的海上要点拿在自己的手中。”“任何地点无论其面积大小，是一个海港还是一个海峡，其战略价值都取决于：1.它的位置（主要是相对于交通线）；２.它的力量（固有或后天的）；３、它的资源（天然的或存储的）。人们可以在位置合适之处集聚力量和资源，但无力将一个地点的本身并不优越的位置予以改变，因而位置应成为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