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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文艺》。文学新高地

母亲

姜赵军

我早就想用笔墨给母亲画一副肖像，却心怀敬畏，迟迟不敢动笔。我怕自己的技艺拙劣，把母亲画丑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心里有了一种恐慌感，我怕再不动笔就来不及了.渭北的黄土高原就像地球沧桑的容颜。瞪高眺望，沟壑纵横，峁墚相拥，扶摇漫展，天山相依。在这大地苍茫的褶皱里顽强散落着一些村舍。母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叫桃花硷的小山村。村子在半山腰上，门前的山坡下，屋后的大山上长满了桃树和杏树。春天到了，山坡上，沟洼里，到处都流淌着嫩绿的生机，和煦的春风轻轻晃动着树枝，空气里缥缈着泌人心脾的芬芳。大地就像一个魔术师，把屋前房后变成了一片粉红色的海洋，远看只见花儿，不见村庄。这可能就是桃花硷这个名字的来源。村子的山脚下有一条无名的小河，天天寂寞恒久的流淌着。小河的旁边有几条又深又长的大沟。人少，山大沟深，林密树高，这儿成了动物的天堂。走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常有锦鸡扑棱棱飞起，树林里草丛中时有麋鹿奔跑，野猪出没。每到夜晚，村子尽头的东沟里，狼的哀嚎声彼此起伏，让人感到毛骨肃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母亲纤腰束素，高挑漂亮，常留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有时辫子向后一摔，显得自信、干练、潇洒。现在的母亲身体佝偻着，比年轻时矮了很多，脸就像刘文西画笔下的陕北老太太，满头稀疏的白发和满脸刀刻似的放射状皱纹诉说着一生的苦难和艰辛，只有深陷的眼睛还是那么善良慈暖。母亲三岁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母亲。那时候农村人还没听过照相这一说，外祖母走了，就彻底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母亲年龄太小，说她记不得外祖母长的啥样子，只记外祖母在弥留之际想看她最后一眼，她却觉得外祖母好可怕，不敢到她身边去。每当她说起这一点，就很悔恨:自己的妈么，有啥可怕的呢，最后一眼都不让看！母爱留给母亲的只有愧疚和一缕模糊的恐惧……一年以后，外公又成家了，女方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要母亲。母亲只好跟着她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六岁的时候，外公在一次自然灾害中离开了人间，母亲成了孤儿。有一天黄昏，母亲从邻居家玩够了准备回家，她刚走出邻居家的篱笆门就看见在门口不远处的核桃树下蹲着一只狼。狼看见了她，站了起来，发着绿光的眼睛盯着她。母亲本能的脱下一只鞋朝狼扔了过去，一边哭一边声嘶力竭地喊着“狼，狼——”。邻居家的大人听见了喊声，立马拿着一把铁锨冲了出来，狼拖着长长的尾巴，不紧不慢地朝东沟里跑去。他抚摸着母亲的头说：“这苦命的女子命真大，让狼叼去了可咋办啊”。在这个小山村，多次发生过狼伤人的事件。有一年闹灾荒，一个老婆婆去村边捥野菜，天黑了还没有回来，于是全村的人就打着火把找她。在那片荒地上，人们发现了她的残骸。她被狼吃了，残骸散落的到处都是，那是真正的狼藉一片。人们把她的残骸捡到一起，用床单裹着埋了，没有棺椁也没有丧仪。贫苦无告的年代，人连死后的尊严都没有。到了上学的年纪，母亲的爷爷把她送到距桃花硷很远很远的女儿家去上学。上完了小学，母亲就辍学了。年迈体弱的爷爷再也没有能力供她上学了。小学毕业就是母亲的最高学历。十几岁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砍柴，挖野菜，种庄稼，承担起了抚养爷爷奶奶的责任。母亲少年时代的记忆里充盈着对狼的恐惧。砍柴挖野菜她不敢去远处，只在村子的周围。她一边干活，一边想着狼，提防着可能陡然来临的袭击。她总是随身携带着一把小镢头，那是她防身的武器。种庄稼，耕啊种啊的重活，主要依靠村民们的帮衬。做为回报，母亲总是给人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以工换工，在农村这是规矩。小学毕业的第一年收玉米，先把玉米棒子扳下来再一袋一袋的背回去。母亲幼小的肩膀压的又红又肿，看着满地的玉米棒子，她愁得坐在地头放声大哭。哭完了，擦干眼泪爬起来继续背。太外公拄着拐杖背着一大袋步履蹒跚的走在前面，母亲提着小镢头背着一小袋跄跄踉踉地走在后面。她怕狼。有一次下了雪，母亲准备去泉边挑水，推开篱笆门一看，院子外的雪地上布满了一行行狼的蹄子印。她提着她的小镢头，心怀恐惧硬着头皮去挑水。打水的时候总觉得有一双发着绿光的眼睛在后面盯着她，她感到头皮发麻，脊背发凉，还是硬撑着一个人把水挑了回来。母亲说瞎眼的鸟儿天看着（意思是有老天爷的眷顾），自从在邻居家门口和狼对峙以后，她再没有和狼正面遭遇过。风里雨里，汗里泪里，母亲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土改的时候给农村人划成分，成分分为四种:贫农、中农、下中农、富农。贫农最光荣，富农最卑微低贱。那个年代，富裕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上高中要贫下中农推荐，富农的子女是没有资格上高中的。富农的子女成家都成了让人头疼的问题，女儿不好出嫁，儿子难找媳妇。人们都不愿意和富农当亲家，而富农却盼着和贫农当亲家，以改变后代的命运。父亲是富农，母亲是贫农，在这种背景下，父亲以三斗小麦的彩礼娶到了母亲。经亲戚介绍，父亲第一次和爷爷到桃花硷去提亲，爷爷假装富有，对母亲说“锣烂了都是铜的，要啥好衣服你就尽管说，都给你置办，人常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母亲半天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慢条斯理的说“衣服多了也没用，我只要一身蛤蟆毛织的衣服”。爷爷哑口无言了，谁见过青蛙长毛啊？同时他也意识到未来的儿媳妇是一个厉害的角儿。一年以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因我眼睛长的又大又花，母亲就把我叫“猫儿”，直到现在回到村子里人们依然叫我猫儿，五十多岁的“猫娃儿”。我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初期出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说是富农，其实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家里的粮食，土地，房子都让贫下中农分完了。没有足够的食物，缺乏营养，“面黄肌瘦，饿的拧绳绳”，母亲说家里人都担心我长不大（活不下来）。我两岁的时候大妹出生了，她活了六个多月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吃了本该她吃的母亲的奶水才活了下来。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有一种复杂的感觉，说不清是愧疚还是感激。我多次想到她的坟地看看，看看她小小的坟头是否长满了荒草，却不知道她埋在哪里。我想问母亲却不敢。大妹的事到现在母亲都没有给我提过只字片语，我感觉到母亲从来都没有忘记她，我不能去触碰母亲内心的伤疤。在我心里现在的大妹是二妹，现在的二妹是三妹，大妹的位置得给她留着，这个世界她来过，这个家庭她来过。我和二妹小时候身体都很羸弱，多灾多难常常生病。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每当我和二妹病了，母亲就吓坏了，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村子里有一个赤脚医生，原来是部队的卫生员，人本分善良，医术不错，凭一副听诊器和一支体温表，病情诊断准确，头疼脑热的小病他手到病除。他姓王，我们都叫他王爷爷。我们病了母亲都请他给看，他只收一点药钱，从来不收出诊费。每次看完病，不论白天还是三更半夜，母亲再累，都会倾其所有，给他做一顿好吃的。他对我们家的事很热心，我们病了无论他多忙，无论啥时候，随叫随到，尽心尽力。母亲说筷子头最能为下人（增进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拉近关系）。看来母亲早就深谙为人处事之道了。可惜的是这一点没有遗传给我。我性格乖张内向，沉默寡言，更不会矫揉造作，给别人留下的印象都是我清高，难以接近。一次金玲（现在的大妹）病了，一直发高烧，好几天了都昏迷不醒，王爷爷想尽了办法，金玲的病没有起色，反而越来越重。王爷爷摇了摇头，摆了摆手，长叹了一口气，说该准备的就早点准备吧……左邻右舍都来我家看望金玲，其实就是来和金玲做最后的告别。看着奄奄一息的金玲，母亲流着眼泪把金玲的一只袖子脱了下来。金玲穿的是我的一件旧衣服，农村人说，兄弟姐妹，一个过世的时候穿着另一个的衣服会给对方带来灾难。过了一会儿，母亲突然警醒了过来，从金玲身上抬起头对父亲说“医院送吧，说不来还能救过来”，父亲嗫嚅着说”家里一分钱都没有”。母亲大喝一声“医院了再说”。医院距离我家三十里地，父亲用架子车拉着金玲，母亲在后面帮父亲推着架子车，从我家到五里镇一直是慢上坡。王爷爷陪在身边，他过一会儿就揭开被子看一下金玲，用手指在金玲的鼻孔试一下，过一会儿让架子车停下，给金玲打一次退烧针。到了医院，侯大夫说再晚来半个小时就没得救了。侯大夫是北京医疗队派来的，医术高明。那时候人厚道，没有钱先看病救人。住了十来天院，金玲得救了。出院的时候父亲还是一分钱都没有。侯大夫说医药费他个人先给垫着，等有钱了给他。真厚道啊，他和我们家素不相识的，父母也没有身份证明，他就不怕父母走了再不回来了？住院期间，父母吃的是从家里带的干馍，医院免费提供的白开水，金玲的吃饭却成了大问题。五里镇街道有一家远房亲戚，母亲就硬着头皮去他家给金玲讨吃食。开始几天还可以，一天给金玲一碗面糊糊。最后几天，他媳妇就不高兴了，给母亲脸色看，当着母亲的面把锅碗瓢盆摔的叮当作响，还含沙射影说难听话。母亲就硬着头皮厚着脸自己动手在他家给金玲做面糊糊。她端着医院走一边流眼泪，泪滴掉到了碗里。不知道那时候的金玲是不是吃出了母亲的眼泪味？现在设身处地的想想，也很理解亲戚的媳妇，毕竟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过得缺衣短食，捉襟见肘的。我小时候少不更事，嘴馋，却盼着生病，生病了能吃到好吃的。好吃的就是鸡蛋和干炸。生病了母亲就给我做干炸。给白面里放上花椒叶、葱花、盐，擀成薄如纸片的面片，在铁锅里烙黄，吃起来又脆又香。这就是现在的锅巴啊！真厉害，母亲在四十多年前就发明了锅巴。家里养着两只鸡，鸡蛋平时自己是舍不得吃的，得拿到供销社卖了买灯油和食盐。只有病了母亲才会给我做鸡蛋吃。有一回父母不在家，我实在嘴馋的不行，就在家里偷吃了一个鸡蛋。给一个长柄的小铁勺子里倒一点油，把油烧热，把鸡蛋打进去，炒熟了上面撒一点盐，满屋子都弥漫着鸡蛋的香味，特别好吃。吃完了，怕母亲回来发现，我把蛋壳扔进灶堂里烧了。把门窗都打开，让鸡蛋的香味飘散，把铁勺洗干净。自以为天衣无缝。第二天母亲掏灶堂的草木灰，掏完了，母亲喊我“猫儿，把灰倒了去”，我端着草木灰向外走，我看见灰的最上面放着半个烧焦的蛋壳。真是千密一疏，欲盖弥彰啊！从此我再也不偷吃鸡蛋了。小时候我很顽皮，戳蝎子，抖蜈蚣，掏鸟窝，从不适闲。有一天一只鸡跑到了屋子里，我捡起一个小石子瞄了瞄向鸡扔了过去，没想到靶子太准了，石子正中鸡头，一下把鸡打死了。父亲心疼坏了，打了我一巴掌。我委屈极了，就离家出走了。我跑到了村子里的砖瓦窑，爬上了一个砖垛躺在上面。砖瓦窑在村子最边远的地方。一会儿村子的各个角落传来了母亲急切的呼唤声：猫儿，回家吧，猫儿快回家啊……一时间弄得村子里满城风雨，我却不予理睬，装作没听见，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醒来一看，天都黑了，四周黑黑漆漆的一片，鬼啊怪啊的念头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我恐惧极了。想回家，也有点害怕，我想回家肯定少不了母亲的一顿骂。没有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家里跑。走到院子里，我就看见母亲依着门，翘着首，向外张望着。进了家门，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我娃回来了，跑到哪儿去了，肯定饿坏了”。对我一句重话都没有说。在灶台上忙碌了一会，母亲把一碗沫糊端到我面前，里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搞的我像一个功臣一样，让我感到很惭愧。在我回家以前，母亲的心里该有多焦虑啊！下雪了，鹅毛大雪就像天仙女从天宫撒下的梨花瓣，在空中翩翩起舞，纷纷扬扬，朦胧了天空，模糊了人的眼。半天时间整个村庄就变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厚厚的积雪就像一个毛绒绒洁白的大被子，严严实实覆盖着大地。萎枯清癯的树枝上，鸟儿们饥肠辘辘，打着寒颤，有气无力的叫唤着。打麦场上，麦秸垛就像一个个洁白的大蘑菇，分外漂亮。我在打麦场上扫出一片空地，用小棍子把一只竹筐支了起来，给小棍子上栓了一根绳上，给竹筐下撒了一把玉米粒，抓着绳子的另一端，躲在麦秸垛的后面等待着鸟儿的光临。一会儿飞来了一只野鸽子，它在竹筐周围徘徊了一会儿，侦查没有发现我给她布下的天罗地网，就跳跳蹦蹦跑到竹筐下去吃玉米粒。我猛的把绳子一拉，鸽子就扣在了下面。我把鸽子带回家，栓在凳子腿上，给她面前放了玉米粒、小麦粒还放了一碗水。一天多了，她闭着眼睛不吃也不喝，一副绝食的样子，把我急的没办法。我想她是不是冻感冒了，问母亲要不要请王爷爷来给她看一下。母亲苦笑了一下说“瓜娃（傻孩子)，鸟和人一样，是有灵性的，她想她娃了，她娃也在窝里焦急的等妈妈呢，我看你还是把它放了吧”。我听了母亲的话，解掉了她腿上的绳子，把她带到院子里，双手向上一扬，噗楞楞她振翅飞向了天空。目送着她在满天飞雪中越来越小，最后和雪花容为一体，无从分辨。这一刻我没有不舍，心里却流过一股暖流。我上学了，家里紧吧吧的日子就更紧了。母亲开始做鞋卖了补贴家用。晚上她在混沌的煤油灯下纳鞋底，一纳就是后半夜，早上鼻孔都被煤油灯熏黑了。鞋做好了就买给安徽来的流串犯（官方叫盲流，就是现在的农民工），一双能挣几毛钱。母亲做鞋卖鞋的日子持续了好几年。我一直穿母亲做的布鞋，直到我考上大学了，要出远门了，父亲才给我买了一双塑料底布鞋。那时候只有家境好的人家才能穿得起商品鞋。母亲手巧在村里是有名的，剪窗花，绣花，做茶饭样样在行。一片红纸在她手里翻飞着，一会儿打开就是一幅雅秀拙朴、惟妙惟肖的画面。县文化馆还请她去县城剪过纸花。过年的时候，她给窗户上贴满了窗花，有时还用窗花拼出一个大图案，把家里布置得喜气洋洋年味十足。在那个物匮财乏的艰苦年代，母亲总是想法把粗食淡饭做的美味丰富。冬天，母亲总是能做出三四个菜：红萝卜丝一盘，白萝卜丝一盘，白菜一盘，红辣椒一盘，不过都源于同一个菜缸，都是咸菜。春天到了，咸菜也吃完了，母亲就出去挖野菜，摘树叶。我最爱吃香椿，村里却没有香椿树。母亲就拿着一个长镰带着我去摘苦椿叶。把苦椿叶煮熟，用凉水泡一天一夜，去掉苦味，然后给里面放些辣椒、葱花，用热油泼一下，吃起来没有香椿的香味，却比啥菜都没有要好很多。母亲做的野苦菊菜特别好吃，我后来试着做了多次，总是做不出那个味儿。村子里有红白喜事，都要请母亲去帮厨，帮厨是人情，都是免费的。母亲不光做的好，还能理事，把后厨安排的井井有条。六十多岁了还有人请她帮厨。我说你年龄大了，别人再叫你去你就推辞了吧。母亲说“那怎么能行，人家能张开口叫你就是信任你，左邻右舍的，过去帮了咱多少忙啊？咱可不能忘了人家的好”。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干活。拾猪草，砍柴是经常的事。那时候柴禾是农村唯一的燃料。村子附近的柴禾都让人砍光了，我经常和小伙伴拿着镰刀和绳子跑到很远的地方去砍柴。没有经验，砍柴的时候我的手经常被酸枣刺划破。相对于背柴，砍柴还不算什么。把砍下的柴捆在一起，把镰刀头插进柴捆里背着向回走，感觉肩膀越来越疼，柴越来越重，镰刀把似乎陷到了肉里，腰也似乎快断了。实在撑挂不住了，就把柴捆放在地上歇一会儿，常常在路上要歇好几次。到家了，看见母亲欣慰赞许的目光，我好有成就感，只是腰疼的感觉真要断了。有一次砍柴，我一镰刀砍空了，镰刀尖把自己的脚背砍了一个小洞。我在傍边的棉花地里摘了一朵棉花塞进伤口里，把砍下的柴禾捆好背了回来。母亲看见了，说“瓜娃，柴还比命重要吗？都伤成这样了还把柴背回来”，我看见她眼里闪烁着泪光。她拉起我就去赤脚医生家包扎处理。包扎完了，母亲揽着我的肩膀说“以后你就不要再去砍柴了，学会了就行了”。原来母亲让我去砍柴是教我农村的一项生存本领啊。我意志力的形成，可能就是小时候砍柴磨炼出来的。解放前爷爷在国民政府的乡公所（相当于现在的乡政府）当过保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给爷爷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村里每一次开会，都让爷爷站在会场前面，弯着腰、低着头、垂着手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我上小学的时候，这样的批斗大会小学生也得参加。看见爷爷那个样子，被人轮流骂着，我心里很难受。有一个调皮的同学戳了戳我，说“你也上去说两句”，我没做任何回应。家里的围墙上常常贴满了批判爷爷的大字报，我多次想把它撕了，却不敢，我知道那样会给爷爷带来更大的灾难。最严重的一次，他们给爷爷用柳条做了一个两米高的高帽，上面写着打倒“地富反坏右”的标语和爷爷的名字。把高帽给爷爷戴着，然后给爷爷的脖子套了一根绳子，像拉牲口一样拉着爷爷到周围的几个村子去游行。戴着高帽爷爷啥也看不见，他们拉到哪儿，爷爷就走到那儿。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恶人一把把爷爷推下了路边的水沟，接着用绳子把爷爷拉出来继续游行。回到家里，爷爷的脸满脸是血，血肉模糊，躺在家里几天不吃不喝。母亲怕爷爷寻了短见，把一碗荷包蛋端给爷爷说“大，你一定要想开些，现在形势就是这，咱一家人一定要抱成一团挺过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面形势肯定会变好的，家里人都心疼你哩，你不敢向旁处想……”。爷爷说“你们放心，那事我不会做的，我现在死了你们埋不起”。说着爷爷就打起精神起床吃饭了。家里成分不好，爷爷又是反革命，家里人和别人干同样的农活却拿不到同样的工分。口粮是按工分分配的，一家人常饿肚子。生产队里给每一家都分一点自留地。别人家自留地里都种蔬菜，母亲把我家的自留地都种上了红薯。红薯收回来了，母亲把它都切成片，晒干，加工成红薯面粉，做成红薯饸络。红薯饸络又甜又筋，刚吃还好吃，时间长了吃了它胃里就会向上泛酸水。我一闻到红薯饸络的味道就反胃，可毕竟比饿肚子强多了。家里再困难，过年的时候母亲都会想办法亲手给我姊妹三个每人做一身新衣服，也是一年唯一的一身新衣服。有一年，家里实在太窘困了，父亲踌躇着说“给娃娃的新衣服……今年就不做了吧？”，母亲说“那怎么能行，不能让娃出去和人家娃不一样！你不管，有我呢”。母亲东家借西家借还是给我们做了新衣服。给我做的是一身黄军装，那时正流行黄军装，我高兴坏了，正月初一一大早，我就跑了出去，炫耀我的黄军装，好像全村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一样。新衣服成了每年过年的最大期盼。除了新衣服，另外一个期盼就是去桃花硷。在舅舅家屋后的小菜园里我能吃到黄瓜，运气好了还有香瓜。每年夏天母亲都会带我去舅舅家吃杏，每年秋天母亲都会带我去舅舅家吃桃子。去舅舅家要趟水过一条小河。母亲就挽起裤腿背着我，我爬在母亲的背上提着母亲的鞋趟水过到对岸。在舅舅家住几天吃个够，回来的时候母亲背一大袋，我背一小袋，给金玲和银玲（现在的二妹）吃。去舅舅家路远，她们跑不动。其实对我诱惑最大的是舅舅家山脚下的小河，我可以和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摸鱼游泳。小河的小瀑布下面，有一个凝碧的小潭。小潭和瀑布的交接处，被冲撞开了一朵久开不败的”白牡丹”。除过这个接触点以外，潭的四周却波澜不惊，幽深莫测。平静的水面上不时有水蜘蛛滑过，它细小的腿在身后曼衍出了一道道细密的花纹。过一会儿，水面会冒出一个气泡，小伙伴们说潭里有鳖，运气好了可以看见鳖爬到岸边晒太阳。我从来没见过鳖，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母亲发现我去小河游泳了，就告诫我“以后不要到小河边上去，你和当地娃不一样，他们常在河边，会水（会游泳），你不会水，防顾（预防、小心）发生意外”。我满口答应了，却还是经不起小伙伴们的勾引，经不起鳖的诱惑，和小朋友一起又一次去小河玩了。回到舅舅家里，母亲看了看我说“又去河里了？”，我说没有，“你过来”，我走到母亲身边，她用指甲在我胳膊上划了一下，马上出现了一条鲜明的白印。“还长本事了？学会撒谎了？潭里水深，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叫妈怎么活啊？”，说着母亲的眼里闪烁着泪花，我低下了头。我原本想着只在潭边玩，不到深处去没事的，没想到母亲竟然这么担心害怕。从此我再也没有去小河里玩过。尽管母亲只是小学文化，却对我的学习抓的很紧，上小学的时候，她每天晚上都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辅导功课。炕上放一个小炕桌，炕桌上放着煤油灯和书本，我和母亲围坐在炕桌边。我字写错了，题做错了，她都会呵斥我。每次她给我辅导功课我都很紧张，心里很恐慌，生怕自己题不会做，母亲问我我答不上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知到自己不聪明，反应总是慢半拍。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了。他开始整治文化大革命，收拾时代造就的这个烂摊子，终结了那段礼崩乐坏、荒诞病怪的日子。邓小平的复出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和家庭的命运。爷爷平反了，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成分也不那么重要了，恢复了高考制，推荐上学画上了历史的句号。升学考试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考上大学就跳出了农门，成了国家干部。直到现在，读书依然是农家子弟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村子里有一排老槐树（后经专家鉴定树龄都在五百年左右)，树身直径两米左右，树冠直径十米以上，树高二三十米。树皮嶙峋斑驳，树枝凌空伸展，葳蕤苍劲，雄壮威严，一股浩然之气，昭彰着岁月的沧桑和生命的顽强。裸露在地面上遒劲的树根盘枝错节，就像巨人的手指牢牢地扣抓着大地。夏天，老槐树枝繁叶茂，蓊蓊郁郁，树阴密不透风。中午，住在附近的人们都会把饭碗端出来坐在树根上，一边乘凉一边吃饭。饭吃完了把碗放在一边，拉一会儿家常。有一次吃完饭拉家常，攀谈的话题是升学考试。郭能儿掐着手指编排起村里和我同龄的娃娃来。他说“……金栓家境好，人也聪明将来肯定能考上学，其他的娃我看都不保险。在剩下的这些娃中将来干活干的最好的肯定是猫儿，从小他砍柴就砍的好，踏实有苦”。听着是表扬我。母亲笑嘻嘻的听着，一句话都没说。回到家里，母亲把碗向锅台上一摔，咣当一声，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母亲用手指着我，厉声说“你给我好好念书，吃屎喝尿，砸锅卖铁我也要把你供到人上，我不信我娃天生就是在农村下苦的料”。其实郭能儿说的有道理，我看起来就不聪明，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聪明，就是踏实能吃苦。这是我最难忘的一个场面，母亲的话成了我后来奋斗的动力源泉。一九八零年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宜君县东半县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宜君县第二中学。母亲乐坏了，说“我娃真争气，我娃有出息”，又一次给我做了两个荷包蛋。在二中上学，睡的是大通铺，一个宿舍有近二十个同学。吃饭主要是从家里背馍。周末回家背来够一周吃的馍，锁在自己的小木箱中，饿了随时拿出来享用。在宿舍，我背来的总是烙馍，里面不是有葱花、花椒叶就是有一层一层的红辣椒，让宿舍的同学羡慕不已。土改的时候，家里的房子让贫下中农分完了，一个家族五六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一家只有一间房子。时间长了，矛盾就多了，常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弄纠纷。母亲常常为这个生气，久而久之母亲得了胃病，经常胃疼吃不下饭。有一次父亲从外村请来一个老中医给母亲看病，他说要给母亲扎火针。他把一根又粗又长的钢针在火盆上烧红，嗞啦一声从母亲的腹部扎了进去。霎时，一缕青烟从母亲的肚皮上冒了起来，一股焦臭味在屋子里飘散弥漫。母亲咬着被子角一声都没有哼。有一天，母亲给父亲说“咱箍窑吧（修建窑洞)，从这儿般出去”。父亲说“咱没钱，用啥箍呢？”，“用手箍，只要有双手，就能把窑箍起来”母亲坚定地说。第二年夏天，箍窑从制砖开始了。父亲负责制砖坯，母亲负责和制砖坯用的泥浆。和泥要用水，水要到村子南头的涝池去拉。母亲拉着水车，我在后面给母亲帮忙推车。路过二老奶奶家门口，她调侃说“猫娃儿开始闻新砖窑的味儿了”，母亲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冲她笑了笑，我却低下头一句话都没说，心里很反感她戏谑的口气。箍窑用的几万块砖坯就是父母一把泥一把泥制造出来的。箍窑先要用土堆成窑洞的模具，然后把砖一块一块砌在模具上，等砖夹紧了，牢固了，再把模具土挖出来，运到窑顶，做成窑背，这样窑洞的主体就修成了。四个窑洞，那么多土，就是父亲和母亲合作倒运到窑顶上去的。父亲负责担土，母亲负责挖土装框。四个箩筐，父亲把一担土挑走了，母亲就装剩下的两个箩筐，装好了父亲还没有从窑背下来，母亲就挖模具土。快到吃饭的时候了，父亲一个人连挑带装，母亲回家去做饭。饭做好后，母亲就把饭装在一个干净的箩筐里，外面盖上小棉被，提到工地上和父亲一起吃。父亲的背现在弯的和弓一样，母亲说父亲的背就是担模具土落下的。新窑修好的时候我正在二中读初中，周末回家发展家里的门锁着，我想父母又下地干活去了。我去邻居家问，知不知道父母到哪里干活去了，我去地里找他们。邻居说你家搬新家了。我到新家一看，好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栽满了桐树，窑洞宽敞明亮，比原来的老窑洞好很多。我问母亲“搬家你咋不给我说呢？”，母亲说“你一心读你的书，家里的事不想让你分心”。“院子里面为啥种那么多桐树啊？”，“桐树长的快，过几年长大了给你大和我做棺材板，你没有兄弟，没人帮你，我们死了你就不用买棺材了，给你减轻负担”母亲平静的说。“你们才四十多岁就想着死呢”我生气了，心里却感到很酸楚。桐树就是长的快，几年功夫长的就有脸盆粗了。父亲把它们伐了，解成棺材板整整齐齐存放在牛窑里（养牛的窑洞)。母亲见她继母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都很亲。舅舅年龄大了还没说下媳妇，母亲急得团团转，见人就给人安顿让给舅舅介绍对象。小姨晚年得了糖尿病，双目失明了，她过一段时间就要带着好吃的去看她，给她洗洗补补，帮她家干一些农活儿。每年母亲都要把外祖母接到我家住一两个月。外祖母的生日在腊月，她年年冰雪无阻的都要去给她过生日，直到外祖母去世。我说“外祖母那时候不要你，你为啥还见她亲”，“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有一个妈多好啊！”母亲乐呵呵的说。她从小成了孤儿，内心有对亲情的强烈需要。一九七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这个闭塞的小山村。土地包产到户激发起农民种地的巨大热情。父母早出晚归，精心耕耘，粮食丰收了，肚子能吃饱了，但手头依然拮据，没有来钱的路子。养鸡养猪挣两个零花钱。一九八六年我考上了大学，父母既高兴又煎熬，没有钱啊，用啥供娃上大学呢。那时候上大学不用缴学费，一个月国家还给发三十多斤饭票，录取通知书上说的明明白白。可去榆林的路费、书费、零花钱家里都拿不出来。母亲把她亲妈留给她的唯一一件遗物（一只银手镯）卖了，钱还差的很远。父母商量借钱送我去上学。父亲脸薄，怕求人，母亲东家出西家入给我凑齐了二百块钱。母亲坚持要父亲把我送到学校去，我说我一个人去能行，少去一个人还能省一个人的路费。这次父母的意见很一致，他们说我没出过远门，他们不放心。其实他们也都没出过远门。我上大学，金玲上初中，银玲上小学，钱把父母压的直不起腰，累的喘不过气。母亲想起了她的老本行:种红薯。这次种红薯不是为填饱肚子，是卖钱供娃娃们上学。父母在院子里打了一个很深的红薯窖，秋天把红薯收回来储存在红薯窖里，到第二年夏天都不会坏。每当五里镇逢集的前一天，把红薯从窖里取出来，洗干净，半夜两点母亲就起来蒸红薯，一架子车红薯得蒸好几锅。把蒸好的红薯放在干净的箩筐里，把箩筐放在架子车上，给上面盖上棉被，热红薯能买上好价钱。天不明就向五里镇走，去的晚了就没有摊位了。一路慢上坡，父亲驾着车弓着背在前面拉，母亲低着头在后面推。到了石埠塬上，要下一个五里长的陡坡才能到五里镇。父亲驾着车辕用力的向起抬着，车尾巴摩擦着地面，母亲站在车尾巴上增大和地面的摩擦力，小心翼翼的把车子放下坡去。架子车尾巴在土路上剐蹭着，搅起一路尘烟，从远处眺望，只能看到父亲，母亲就被尘土笼罩的不见人影了。到了五里镇父母的衣服就被汗水湿透了。在街道守一天，红薯卖完了能挣三十多块钱，有时还卖不完。点着手里的零钱，他们一碗面都舍不得吃，饿着肚子拉着车子爬石埠塬上的陡坡，回到家里常常就晚上十点左右了。黄土高原的秋天到了，风吹的玉米枯黄的叶子刷刷啦啦作响。田畔上，柿子树落尽了金黄的叶子，火红的柿子一嘟噜一嘟噜鲜艳夺目，喜鹊在柿子树枝间跳来跳去，啄食着美味。高粱在秋风中摇摆着红硕的脑袋，累得直不起腰。山坡上的绿色尽退，稀稀拉拉的黄草萎顿颓唐，稀疏荒旷。村子的沟沟峁峁，秋风摇落了酸枣刺上的叶子，一簇簇酸枣刺上挂满了鲜红的酸枣。田畔上，山洼下红艳艳的一片，阳光下就像随风闪烁的玛瑙，让人垂涎欲滴。酸枣不光是酸酸甜甜的野水果，酸枣仁还是宁心安神的良药。这时候全村人就开始了打拾酸枣的竞争。父母自然也在他们的行列中。村子周围的酸枣打完了，人们就起早贪黑去偏远的地方打拾酸枣。早上带上干粮，水，镰刀，蛇皮袋出发，晚上才回来。把用化肥袋拼接成的盖布放在地下，用镰刀把枣刺轻轻的削下来，放在盖布上一掸，酸枣就落在盖布上了。酸枣收回来去掉皮，洗干净，晒干，然后拉到五里镇的药材公司去卖。每年酸枣的价钱都不错。尽管父母没黑没明的干，想尽一切办法创收，还是无法满足我们上学对钱的需要。金玲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在家里帮父母干活，我大学还没毕业她就出嫁了。毕业后我回到宜君县第二中学当了一名老师。我对母亲说“现在我挣钱了，家里负担也小了，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去拾酸枣了。你和我大年龄大了，笨手笨脚的，让人担心呢”。母亲爽快的答应了。中秋节我回到家里，发现牛窑里又放着几袋子刚拾回来的酸枣。父母再也不来五里镇卖红薯了。母亲说“再不能去五里镇卖红薯了，娃在五里镇上班呢，别给娃丢人”。“你毕业了，银玲就交给你了，你想办法把银玲拉扯出去”母亲殷切的说。我坚定地点了点头。我带着银玲上了六年学，几经挫折，最后还是考上了大学，和我一样成了一名中学教师。母亲心里甜滋滋的，在村里扬眉吐气“我三个娃，两个都上了大学，成了国家干部”。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教师是不是国家干部。有一次周六我回老家看母亲，母亲坐在炕沿上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就走神了。她神情落寞地看着窗外，脸色阴沉，神情凝重，若有所思。我想母亲是不是想起啥伤心事了，是不是想起夭折的大妹了？过了许久，她用低沉的声音说“以后一定要对金玲好”，像给我说，又像自言自语。母亲为金玲辍学的事伤心难过了。金玲为我和银玲，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太多的牺牲。我结婚一年以后，女儿妞儿闯进了这个家庭。我和妻子上班都忙，妞儿四十天后母亲就把她带回老家抚养。妞儿回到我们身边的时候三岁多了，该上幼儿园了。女亲不是专职保姆，她还要下地干活，她走到哪儿就把妞儿背到哪儿。在母亲的精心抚养下，妞儿茁壮成长，长得胖乎乎的，十一个月就会走路了。我和妻子每周末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奶粉、卜卜星、虾条回家看妞儿。每次回去，妞儿见到我们都很兴奋，挥舞着两个小手傻笑不停，活像一只扑楞着一对翅膀的小蝴蝶。我们要走的时候妞儿不哭也不闹，阴沉着脸，一脸茫然。种玉米，母亲把妞儿带到地里，父亲在前面犁地，母亲在后面给犁沟里撒化肥，妞儿也学着母亲的样子，用小手抓一把化肥向地里撒。母亲和父亲去地里栽红薯也带着妞儿。栽红薯的水是从南涝池挑的脏水，可能渴了，妞儿就喝桶里的脏水，母亲看见了说“这水里有尿尿不能喝，马上就完了，回家给你喝奶奶”，趁母亲不注意，她又去桶边喝脏水，母亲急了，轻轻推了她一把，她跌坐在地上，没有哭，却嘻嘻的笑。母亲离开了，她起来开始报复，拔已经栽好的红薯苗。母亲说“就这我都没舍得打妞儿一下”。妞儿进城上幼儿园了，母亲总是想的不行，过一段时间就要来看一次妞儿。有一天，母亲刚走出大门，看见一条狗追一只流浪猫。猫被追急了，呲溜一下串进了大门口一根废弃的水泥电杆的孔里。狗蹲在电杆旁等待着它的大餐。母亲找了一根棍子把狗赶跑了。她弯下身子，对着电杆孔“咪咪咪，咪咪咪”呼唤着。猫从电杆孔里走了出来，抬起头打量着母亲，看母亲没有恶意，母亲抓她的时候她没有跑，也没有反抗。母亲说当时咪咪毛发蓬乱，骨瘦如柴。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咪咪胖了起来，皮毛也变得光亮油顺。母亲走到哪儿，咪咪就跟到哪儿，母亲下地干活去了，咪咪一个人呆在家里。听见母亲回来的脚步声，咪咪就跑到大门口站起来不停的抓挠大门。门一开，看见母亲了，咪咪就兴奋的躺在地上打两个滚，然后摇着尾巴，一路小跑，跟在母亲的身后。咪咪抓到老鼠了，总要叼到母亲面前给她看，母亲说“咪咪本事真大，又抓住老鼠了，为民除害呢”，得到母亲的表扬后，咪咪才把老鼠叼到没人处去享用它的美食。儿女，孙女都像鸟儿一样飞走了，有咪咪陪着母亲，母亲少了许多孤单。晚上母亲坐在炕上，咪咪卧在母亲的腿上，母亲说“咪咪，摇一下尾巴”，咪咪就摇摇尾巴。母亲说”咪咪，咬我一下”，然后把手指放在咪咪嘴边，咪咪轻轻含着母亲的手指却从不咬一下。母亲和咪咪玩着，不知不觉就靠着被子坐着睡着了。咪咪发现母亲睡着了，就会爬上母亲的肩头一声一声的叫唤，把母亲唤醒。然后猫和人就在同一个被窝睡了。咪咪到家一年后生了三个猫娃，一个比一个可爱。猫娃断奶后母亲准备把猫娃送人，家里养那么多猫没有用，送给别人家还可抓老鼠。听说我家有猫娃要送人，王大牛来我家想要一只，母亲却说你来晚了，猫娃都有人家了。他走了，我问母亲，你怎么骗人呢，明明没说下人家么。母亲说他家人不行，前面他家养过一只猫，不好好给猫吃，还打猫，那只猫最后都死在了他手里，得给猫娃找个好人家。母亲认可的好人家都把猫娃带走了，咪咪找不到自己的儿女，就爬到母亲的膝盖上抬头望着母亲凄厉的叫着。母亲抚摸着咪咪的背说“儿大总是要离娘的，你放心吧，我给你娃找下的都是好人家，离的都不远，你想你娃了我带你去看它们”。咪咪仿佛听懂了，再不叫唤了。过了一年，咪咪又生了三个猫娃，猫娃出生不久咪咪就跑出去抓老鼠了，过了半天不见咪咪回来，母亲就出去找。就像那次找我一样，母亲在村子的各个角落呼唤着咪咪。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晚上了咪咪还没有回来，母亲说咪咪可能遭遇了不测。三个眼睛还没有睁开的猫娃饿的不停的叫唤，母亲试图给她们喂奶粉，她们的嘴太小了，根本就没法喂。过了几天，三个猫娃都饿死了。母亲找了一块红布，把它们包起来，在苹果树下挖了一个坑，把它们埋了，还给她们的坟上放了两块砖头。失去咪咪对母亲打击很大，我看她失神落魄丢三拉四的整个人都不对劲了。我给她从集市上买了一个和咪咪一个颜色的猫抱回来，她的气色才缓了过来。尽管她知道这只猫不是咪咪，她仍然叫它咪咪。父母五十多岁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买了上好的棺椁，用塑料薄膜包起来，放在牛窑里。我坚决不同意用他们自己给自己准备的桐木棺板。父母贫苦一生，我不能让他们到另外一个世界里还是穷人。父母年龄大了，农活也干不动了，我想让他们的晚年能享几天福，叫他们到城里和我一起住，母亲怎么都不答应。为啥不呢？我琢磨着。是不是嫌和我们住在一起不方便不自由？我在城里给他们买了一个小两居室，让他们自己单独住，那纯粹是他们的空间，他们怎么自在怎么来。房子收拾好了，快要搬家了，他们却要翻修老家的窑洞。父母离世后，老家的窑洞肯定就废弃了，现在翻修得五六万块钱花，这不是白扔钱么。父母态度很坚决，而且开始备料了。我最后想明白了，这四个窑洞来的多么不容易啊，在他们心里，那就是他们一辈子的基业啊。于是我帮助他们实现了自己的心愿。妞儿回到老家，看着翻修好的窑洞说“真好，感觉爷爷家一下变富了”。父母乐的眉开眼笑的。父母六十岁那个除夕夜，我给父母说明年清明我想给你们把墓箍了（修坟墓），父亲说太早了，我们才六十岁，身体都好着呢，现在箍墓别人笑话呢。母亲半天没说话，踌躇了一会儿说想箍你就箍吧。清明节在村子里找了几个帮工，四天时间墓就箍好了。送走了帮工，我坐在沙发上狠狠的吸了一口烟，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命运多舛，加上失眠的长期折磨，我感到活的心形具疲，我怕哪一天我失去理智，跟着上帝就走了。父母艰辛一生，他们的后事不能没有着落。母亲正在洗锅，她说“你的心思我都知道，遇啥事都想开些，只要心大，没有垮不过去的门槛”，她背对着我，好像给锅说话。我听了心里很震惊，我隐藏得这样深的心思母亲竟然早就识透了，真是知儿莫如母啊！搬到城里过了一年安恬闲适的日子，享了一年清福，福缘浅薄的父母又开始忙碌劳累了。银玲生了二胎，银玲的公公婆婆都过世了，谁给她带孩子呢？我有一种感觉，带孩子的任务可能要落在父母的头上，父母都七十多岁了，吃得消吗？我带父母出去游玩，突然发现他们步履蹒跚，行到迂缓，跟不上我的脚步了。母亲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父母真的老了，衰老了。有一天我问母亲“银玲的产假满了谁给带孩子呢？”，母亲坚定的说“我带”，我说“你都七十多岁了，能带了吗？不行让银玲雇一个保姆吧”，母亲说“我和你大两个人一起带能带了，别人带我不放心”。这让我想起了她带妞儿的情景。一个儿女一条心，他们谁都放不下，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从银玲家到县城的休闲广场是一条又长又陡的坡道，每当室外阳光明媚，天上流云行走的日子，母亲和父亲就会带着银玲的孩子去广场玩耍，父亲在后面推着幼儿车，母亲在前面用一根绳子牵引着，慢悠悠的向坡顶爬去，成了小县城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当我看到这一幕，我就想起了他们去五里镇卖红薯爬五里镇坡的情景。搬到城里了，还是忘不了农村那个家，过一段时间就要我带他们回去看看。最近一次回去，母亲指着已经辨别不出颜色的箱子对我说“我存了一点钱在箱底压着，说不来哪一天晚上我睡下去第二天就醒不来了。翻修窑洞花了些，剩下的也不多了，抬埋我们差不多够用，我怕到时候你们找不着”。母亲平静的就像说一件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听了这话一股酸楚拥上我的心头，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转过身，摘下眼镜，用手抹了抹眼睛。我知道母亲有点钱，儿女给的，自己挣的，里三层外三层，用纸包了用布包，压在箱底自己一分都舍不得乱花。从这一天起，我心里就有了一种恐惧感，我感到那个可怕的日子在一天天走近我，我不知道那一天来了我该怎么办……我多少次在心里祈求上苍垂怜，父母安好，我心里有一片永远都不会坍塌的天……我鼓足勇气动笔了，我终于画完了。写这篇文章我没有刻意构思，只是打开岁月的闸门，让记忆源源不断泄涌而出，以表达对母亲的谢忱。母亲，你看像你不？母亲，我想让你在有生之年知道，你一生的苦难和艰辛，你一生的勤劳和善良，你一生的无私和付出，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永远沉淀在我的心里。我原来想，你们过世了，我要给你们立一座高大的墓碑，我现在觉得那都是给别人看的。父母的丰碑永远在儿女的心里。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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