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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达摩与东山

菩提达摩（？-或），梵文Bodhidharma的音译，亦译为“菩提达磨”、“菩提达摩多罗”、“达摩多罗”、“菩提多罗”，略称“达摩”或“达磨”。

据《续高僧传》载，他是南天竺人，属于婆罗门种姓，通彻大乘佛法，为修习禅定者所推崇。北魏时曾在洛阳、嵩山等地传授禅法。

另据《景德传灯录》等载，他是南天竺香至国王的第三子，属剎帝利种姓，通晓大小乘佛法，曾从般若多罗学道，与佛大先并称为门下二甘露门，四十年后受衣钵。

梁武帝普通年中（一说南朝宋末），达摩泛海来到中国南海（今广东广州），广州刺史具礼迎接，梁武帝遣使请其至建康（今江苏南京），然与武帝语不相契，遂渡江至魏，在嵩山少林寺，连续九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世称“壁观婆罗门”。

据说，当他来到洛阳，看到永宁寺精美的宝塔时，连声赞叹，自言活了一百五十多岁，遍游诸国，尚未曾见过如此好的建筑。于是“口唱南无，合掌数日”。达摩的禅法思想，主要是“二入四行说”。

所谓“二入”，即“理入”和“行入”。“理入”是教理，“行入”是实践。

“理入”就是“壁观”，其主要内容是“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这种大乘禅法，核心在于教人心住一境，不起他念，从而达到寂静无为的境界。

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载：“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

所谓“行入”，是指万行同摄的“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就是要求人们在日常修行中，应按照佛法的教导，远离一切爱憎怨恚，无欲无求，无所执着。

总之，壁观禅法的特点，在于“藉教悟宗”，即通过圣教以达成觉悟；而觉悟之后，则教人“不随于文教”，不要拘泥于言教。

后世佛教徒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作为达摩禅宗的标志，因为禅法是以究明佛心为参禅的最后目的，所以又称禅宗为“佛心宗”。又有人因为达摩专以《楞伽经》教人，并以此作为参禅印证的标准，故又把禅宗称作“楞伽宗”。

据说，当时达摩曾把《楞伽经》四卷传授给慧可说：“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见《楞伽经》在其心中的重要位置。

有关达摩晚年的事迹，有人传说他中毒而亡，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上林寺。又有传说魏使宋云度葱岭时，适逢达摩手携只履翩然而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

达摩示寂的年代有梁大通二年（）、梁大通元年（）或二年等异说。又梁武帝尊称其为“圣胄大师”；唐代宗赐“圆觉大师”之谥号。关于达摩的师承亦有很多传说。

《楞伽师资记》上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菩提达摩为二世，下以神秀为七世。神会则坚持南宗为正统，以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下传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惠能。吉迦夜、昙曜所译的《付法藏因缘传》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说法。

唐智炬《宝林传》以迦叶至狮子比丘为二十四世，继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到菩提达摩为二十五至二十八世。此说为《祖堂集》、《宗镜录》所继承，又为《景德传灯录》和《传法正宗记》所引用，而成为禅宗的正统说。

达摩的著作据传有《少室六门集》上下二卷，即《心经颂》、《破相论》（一名《观心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另外还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一名《大乘法论》）等。达摩的弟子相传有慧可、道育、僧副（一作道副）和昙林等。

达摩之后，传法于二祖慧可。慧可（-），洛阳武牢（今洛阳东）人。出家之初，遍学大小乘教法。北魏正光元年（），“立雪断臂”而得面谒达摩，问答之中，当下顿悟。

达摩以正法眼藏付之，授袈裟为法信。并告曰：“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又说一偈“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慧可随达摩从学六年后于北方传道34年，提出了即心即佛、佛与众生无别的思想。

继承慧可衣法的是三祖僧璨。僧璨（？-），原为居士，四十岁时参见慧可。二年后，得慧可法衣。著《信心铭》，在慧可“即心即佛”的思想基础上，发挥了“自性清净心”这一如来藏思想。

从达摩至僧璨，达摩所传禅法习者不多，影响不大，远没有达到形成宗派的程度。

达摩来华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代。南朝虽然在宋初曾一度有盛传禅法的风气，但南朝佛教受清谈玄学的影响，逐渐偏于义理方面的研究、辩论，所谓“江东佛门，弘重义门”，“佛化虽隆，多游辨慧”。

与此相反，北朝佛教重视务实笃行的真修实参，重视禅观。当时，北方地区有很多外国僧人来华，他们在中国不仅译经，而且大多传授禅法，菩提流支、佛陀扇多、勒那摩提是当时传禅的三大家。

当时著名的中国禅僧有北魏时的玄高（-），早年往关中师事佛陀跋陀罗，精通禅法，后来隐居麦积山，跟他学习禅法者多达百余人；北齐有僧稠，常在嵩山修头陀行坐禅，佛陀扇多誉为之为“自葱岭以东，禅学之最”。

北周有僧实（-），遇勒那摩提，授以禅法，得其心要。还有天台宗理论先驱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观法，为当时禅家所尊重。

达摩禅师由于不满于南朝佛教的崇尚清谈流于形式而从南方来到北方，但是，在北方这样一个禅法大受重视的环境中，他的禅法作为众多禅法中的一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而且，达摩到达北方时，十卷本《入楞伽经》已由菩提流支译出。达摩所译的四卷《楞伽经》与十卷《楞伽经》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出入，因此受到排挤。

北方盛行禅法，“重于有相的，即使是禅观，也都系心为止，托境成观”，所以，达摩“情事无寄”的禅法，被“谓是魔语”。因此，达摩禅法在北方受到排挤而不能得到充分发展。

二祖慧可师从达摩学禅九年，达摩圆寂后，他在洛阳“聚徒讲学”，兴盛过一段时间。

天平初年（），慧可来到东魏的邺都（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受到当地著名禅师道恒及其门徒的排斥，而不能弘传其禅法，后来到舒州皖公山（今安徽省潜山县）隐居。

三祖僧璨为了逃避周武帝灭佛之难，稍居于皖公山，居无定处，修头陀苦行，十多年来无人知晓，直到晚年才出山弘法。这种局面一直到了道信和弘忍在湖北黄梅双峰山倡“东山法门”之后，才有了大的改变，为禅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道信（-），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人。少年出家，随僧璨受业九年，得传法衣。后至江西庐山，最后定居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县)双峰山，收徒传法30多年。

此时的中国，已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南北的文化也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统一。道信在双峰山聚众传法（据传有人之多），结束了自达摩以来诸禅师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从流动走向定居，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禅师群体。

据说道信到了双峰山后，大开法席，“诸州学者，无远不至”。影响很大。另据《传法宝记》载，道信“每劝门人曰：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坐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可以看出，定居聚徒，坐（坐禅）作（劳动）并行，不读经，不共人语，是道信时禅宗的基本特征。

在道信门下从学的著名禅师很多，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并最终使禅宗成为遍及全国最大宗派的，则是弘忍。

弘忍（-）被奉为禅宗五祖，七岁奉事道信，后迁至双峰山东凭茂山，号称“东山法门”。

玄赜在《楞伽师资记》中记述弘忍的特点，是“缄口于是非之场”，“役力以申供养”，“生不瞩文，而义符玄旨”，这是对道信禅风的继承。他又进一步提倡“静乱无二”，“语嘿恒一”，“四仪（坐住行卧）皆是道场，三业（身口意）咸为佛事”，把禅（静、嘿）贯彻到了日常“役力”生活（乱、语）中，改变了凡禅必坐的传统。

这样，弘忍就把日常劳动及与之有关的俗务引入到禅学之中，并成为禅学的基本内容，这是禅宗对传统佛教思想的重大改革。

“东山法门”是由四祖道信肇其始，而由五祖弘忍发扬光大的。弘忍之后，徒众遍及全国，派生出净众宗、宣什宗、老安禅门、法如禅门等等，更有惠能、神秀开南北顿渐二宗，使“东山法门”传遍南北，大放异彩。

文章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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