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悲剧重文轻武却遇上了彪悍的游牧民族

宋朝其实很不幸。她实行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治国方略,却未曾料到,会与野蛮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为邻。他们象虎狼一样环饲着这块肥肉,只要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扑上去撕咬。在这种背景下,没有强大的国防,宋朝注定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局面。

自战国末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秦朝开始,到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两千多年来,从黄河流域到珠江流域,从塞外边疆到南海之畔,先后有十多个大一统的朝代大起大落。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华夏故土既洒满过盛世的荣光,也时常会回响起衰亡的怨曲。

其中有这么一个朝代,她诞生于陈桥驿黄袍加身的狂欢中,却消逝在崖山冰冷的海水中。她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达到巅峰的朝代,也是中国古代最积弊积弱的朝代。立国年,却终其一朝都处于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与议和中。她就是宋朝,一个“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交错萦绕的朝代。

清明上河图

建国之始,北宋统治者有感于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军事政变频仍,以及出于巩固中央政权的需要,开始思考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在自家天下重演。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询问丞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赵普熟知前朝兴亡之道,对当前本朝存在的问题也有过深刻的思考,所以答道:“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宋太祖像

赵普的话让赵匡胤茅塞顿开,于是,他开始采取一系列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统治的措施。

(1)取消统率禁军的最高军职殿前都点检,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的指挥权;

(2)以高官厚禄为交换条件,收回忠于自己、曾经拥戴自己当皇帝的将领的兵权,让他们到地方去出任徒有虚名的节度使;

(3)把禁军分为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布军司三部分,任命资历浅,易控制的将领担任都指挥使,合称三帅,直接听命于皇帝,他们虽有领兵权,却无调兵权;

(4)设立枢密院,掌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队调动。枢密院虽有调兵权,却不能指挥军队;

(5)实行“更戍法”,让军队定期轮换戍守地点,但将领却不随军更戍,以达到“兵无常帅,帅无长师”的目的;

(6)宋初约有禁军22万,其中10万镇守京城,10万戍守各地,以做到“内外相制”;等等。

杯酒释兵权

在消除藩镇以下犯上隐患的同时,北宋统治者还大力“兴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尊重知识,提倡读书。宋太祖就曾经立下“家法”,要求他的子孙不杀士大夫和言官,后来两宋的统治者也确实遵守了这一“家法”,所以“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王夫之《宋论》)

宋太宗在位期间,文臣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从宋太宗时起,文臣占据了从枢密使到军队高中级将领的大部分职位;许多文臣还被派遣到地方甚至到边境担任州军长官,有的还兼任马步军都总管等;与宋太祖临战之际任命武臣统军不同,太宗在多数情形下都会任命文官统军出战;在宋朝,科举出身的人更容易升迁等等。

一系列“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策略施行下来,着实对稳定赵氏政权,延长宋代国柞起到了积极作用。有宋一代,没有出现像唐末藩镇割据抗衡中央的局面。并且,由于上层统治阶级多为学有专长、精于治道的文人,所以带动社会风气向崇文贬武转变,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古代中国文化也在这个时候发展到了巅峰。

然而,历史却开了一个大玩笑。宋朝没有因内部矛盾尖锐而崩溃,反而是终结于外来铁蹄的蹂躏。

人类的祖先,很早就在东亚这片大陆繁衍生息。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演化出了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古代中国,是农业文明的代表,而逐水草而居的北方胡人部落,则是游牧文明的代表。游牧民族素以野蛮彪悍好战著称,或因气候影响,或为寻找资源,他们常常南下,进犯中原。从秦朝开始,历朝历代都与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打过交道,由于受到双方实力不一等多因素影响,打交道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比如,汉朝建立之初,统治者鉴于国内百业待兴,且实力羸弱,所以常常与少数民族和亲,换取边境和平,但汉武帝继位后,因为长期与民休养生息,国内经济得到好转,国库充盈,有了与匈奴叫板的实力,所以汉武帝一改往日的被动状态,派遣卫青、霍去病北征匈奴,解除匈奴对汉政权的威胁;唐朝时,尤其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国力强盛,且采取和周边少数民族睦邻友好的政策,因此引得万邦来朝,唐太宗被尊称为“天可汗”。

到了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先是辽,西夏,再是金,蒙古,一个比一个野蛮强大。与这样虎狼般的强邻相处,很难使用睦邻友好政策,反而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时刻提防他们南下侵扰。然而,宋朝统治阶级在“雍熙北伐”失利后,便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策略。宋太宗对大臣们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这就是从宋太宗时期形成的守内虚外的统治方针。

北宋地图

宋朝统治者以为外忧不足惧,却被现实狠狠地打脸。公元年,辽朝萧太后亲自南下,攻至处于黄河南北交通要冲的澶州,北宋朝野为之震惊,最后双方达成“澶渊之盟”,以此换取百年和平。后来,金朝崛起,约宋共灭辽朝后,兵锋一转,对准宋朝,多次南下侵宋。年,金军渡过黄河,直指汴京。年,金军攻破汴京,将掳掠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宗室、妃嫔、大臣、工匠等多人带回北方,北宋由此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后,赵构建立南宋,偏安一隅。蒙古从草原兴起后,约宋攻灭金朝。就在这场联合作战中,蒙古人看透了南宋的脆弱不堪。所以,解决了金朝后,元军立刻马不停蹄,南下攻宋。公元年,宋元大军在崖山决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南宋灭亡。

蒙古骑兵

造成宋朝外战弱势的因素很多,但究其根源在于军事体制的弊端。重文轻武的治国方略固然减少了军事叛变的风险,但在当时周围虎狼环饲的情况下,无异于将自己坑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不利局面。统治者重视文人科举考试,却忽视对军事人才的培养,以至于宋朝少有能独当一面的将帅。宋朝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经济实力却难以向军事实力转变;统治者重用文人,但在大敌压境之际,文臣却常常难以御敌。元军包围临安时,南宋谢太后在朝廷上要求士大夫站出来救国,说:“我朝三百年来待士大夫不薄。”但朝臣们唯有相视痛苦,具表投降。(《宋史·理宗谢皇后传》)

宋太祖赵匡胤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以削夺藩镇的政权、财权、兵权,将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到中央,此举虽有利于抑制藩镇力量,但也造成地方防守力量空虚,当外敌入侵时,往往面临较小的抵挡而得以长驱直入。而且,虽然中央集中了较多的人力物力,却受限于官僚监察和管理体系的冗繁,从而造成效能低下。

宋朝军队的腐败和混乱问题也十分突出。武将贪财和兼并土地风气甚盛,许多人没有军事才能,却通过巨额行贿获得了军职,当他们上任后,便更加暴敛钱财;军队中“私役”现象非常普遍,所谓“私役”,就是将领私自役使军士,让他们替自己修造房屋,种植作物,奏乐表演等等,搞得军队乌烟瘴气,疏于训练,极大损伤了军队战斗力,尽管朝廷三令五申禁止,但却无任何成效可言;同时,文官武将还常常以各种借口克扣士兵钱粮,以差使营运等各种方式剥削士兵,造成官兵矛盾十分尖锐。

朝廷虽然制定了严格的军法,但实际执法却或废或驰。许多贪夫庸才虽然有种种不法行为,却往往没有受到军法处置,这使得违法犯禁的事件屡出不穷,极大影响了军队战斗力。

宋朝军队

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但统治者丝毫没有吸收任何教训。虽然和少数民族政权签订条约,换取一时的和平,但统治者却不利用这段难能可贵的时间,整顿军备,提振军队战斗力,完全没有与强敌重新角逐的打算,反而是如释重负,继续过着享乐的生活。

以上的种种分析也可以表明,实际上宋朝是间接亡于赵氏统治阶层。他们当了华夏民族的家,却不好好守着,只顾自己享乐安稳,全然不管天下生民的安危。他们的眼里只有赵家政权,哪有什么黎民百姓。只要能喘口气,哪还顾得上什么还我山河呢?!

宋辽战争

如果说软弱的宋朝碰上强悍的对手是不幸的,那么宋朝的老百姓,则更加不幸。生活在北方的宋人,他们的家乡,多次在战争中沦为焦土,而他们和家人,则承受着背井离乡和家破人亡的双重痛苦。宋朝的统治者喜欢用议和来换取一时的和平,几乎所有议和的条约,都有向少数民族政权缴纳岁贡或是岁币的款项。这些钱财和物资哪里来?国库用空了,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的口袋。宋朝的农民起义次数非常多,如果赵氏政权没有亡于元朝,迟早也会被农民起义给推翻。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宋朝灭亡的教训告诫后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给结出的盛世果实加上保护伞,才能不被暴风雨所摧毁;面对外来敌对势力的一次次挑衅,不能一味地忍让求和,金钱可以买来短暂的和平,却买不来长久的和平,应该上下一心,必要时予以强硬的还击,唯有让他们感到恐惧,感到得不偿失,才可能消除战争,消除威胁。

宋朝已消逝于茫茫历史长河中,今天我们只能通过那厚厚的历史古籍,去感受曾经的荣辱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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