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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晋祠圣母殿中的侍女塑像，建造于北宋元祐时期，体态修长，娴雅纤秀，和唐人仕女的健美丰满形成明显的对比，典型地反映了宋人的风格。塑像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表现了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

　　元代崇尚喇嘛教，密教的雕塑艺术因此一度盛行，形成为元朝雕塑艺术的典型风格。居庸关过街塔的浮雕是其代表。元世祖忽必烈时，尼泊尔人阿尼哥入仕元廷，他长于画塑，又铸金人为像，两都寺观的神像，多出其手。刘元曾从阿尼哥学塑西天梵像，也称绝艺。这种作品都是以腰细、肉髻高为其特征。

第三节学术著作

　　哲学与文艺呈现新发展的同时，宋代的文史学术研究也出现繁荣的景象。北宋至元初，陆续完成了一批卷帐浩繁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这显然是由于印刷术的发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但也由于学术思想上出现了和理学的空谈心性正好相反的求实际与求完备的观念。由于宋太宗的提倡，宋初先后编成文史四大类书，成为大规模学术工作的开端。在学术研究中，历史学是最为发达的部门。宋元时代建立了纪述当代事迹的制度，并且陆续完成了纪传体的前代史《新唐书》和五代、宋、辽、金诸史。在后来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中，占有六种之多。《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通志》、《文献通考》等规模巨大的重要著作，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在历史编写体例上，突破了传统的纪传体，新创了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综合条贯的专史体等体裁。取材繁富、纪述求实、体制创新，成为宋元历史学的显著的特点。

　　历史学的发展，推动了金石考古学和目录学这两个新学科的形成。地方志的编修和地图的绘制刊刻，也是学术研究中的新成就。由于经学和历史学、金石考古学的发展，使音韵学和训沽学开拓了领域。

　　下面简略介绍各学科的重要学术著作。

（一）北宋四部文史总汇

　　宋太宗灭北汉，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注意提倡学术，聚集南北文士，编纂前代文史典籍。太宗时先后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大类书，真宗时又编纂《册府元龟》，总称为宋代“四大书”。

　　九七七年三月，宋太宗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将北齐祖孝征《修文殿御览》，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唐高士廉、房玄龄《文思博要》等古代的类书和其他文籍，“参详条次，分定门目”，编为类书。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年）十二月撰成，共一千卷，原名《太平总类》，改名为《太平御览》。全书分天、时序、地、皇王、偏霸、人事、兵、职官等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是一部规模巨大的大类书。此书所收古籍一千多种，后世多无传本，赖《御览》而得以流存。

　　宋太宗又命取《道藏》、《释藏》及野史、小说等，编为一书。九七八年八月编成，共五百卷、目录十卷，赐名《太平广记》。全书分为神仙、女仙、道术、方士、童仆奴婢、幻术、妖妄、神、鬼、草木、畜兽等九十二大类，一百五十多小类。全书采录自汉代至宋初的笔记、小说、野史等近五百种，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小说和有关社会经济、典章制度的资料，是重要的古代小说总集。

　　九八二年九月，宋太宗以前代名家文集，数量甚多，不加铨择，难以流传，命翰林学士承旨李昉、学士扈蒙、直学士院徐铉、中书舍人宋白等分类编纂，收取精华。雍熙三年（九八六年）十二月书成，共一千卷、目录五十卷，名为《文苑英华》。此书上承梁《昭明文选》，采录梁末至唐代的诗、文一万九千一百零二首，分赋、诗、歌行、杂文、启、书、疏、序、论、议、墓表、行状、祭文等三十七类。每类之中又分若干子目。如赋类，即分天象、岁时、地、水、帝都、邑居、宫室等四十子目，保存了南朝梁末至唐代的大量诗文，是古代的诗文总集。

　　一○○五年九月，宋真宗又命刑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王钦若，右司谏、知制诰杨亿编修历代君臣事迹，一○一三年书成，共一千卷，赐名《册府元龟》。全书自上古至五代，分部门顺序排列。共分帝王、闰位、僭伪、将帅、邦计、学校、刑法、内臣、牧守、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另有目录、音义各十卷。收录古代史籍，兼取经、子二部著作，唯不取说部。宋真宗为本书的编纂，亲定义例，书成后又署名作序。真宗在给王钦若的手札中，说此书：“非独听政之暇资于披览，亦乃区别善恶垂之后世，俾君臣父子各有鉴戒。”编纂此书出于政治目的，但对宋以前的史籍做了很多辑佚和校勘的工作，特别是保存了唐、五代的许多原始史料，是一部可贵的史料汇编。

　　北宋在太宗提倡下，开编修类书的创例。南宋时，王应麟编辑《玉海》二百卷，分二十一门。多采宋代历朝实录和《国史》、《日历》，辑录了宋代的许多史事，为他书所未详，也是一部重要的类书。

（二）历史学著作

　　前代史的编修北宋时期继续编修唐代和五代十国的历史，并对旧史重新作了一些整理。金朝继承汉人修史的传统，曾编修辽史。元朝完成了宋、辽、金三史的编纂。宋金元时代不断进行前代史的编修，成绩是显著的。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宋初，薛居正等人受宋太祖之命，编撰梁、唐、晋、汉、周五代史，九七四年成书，共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此书多据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五代通录》等史籍，仿照《三国志》体例，保存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丰富史料。

　　唐会要和五代会要——唐朝人编纂过几种当代会要，但唐宣宗以后，记载阙如。北宋初，王溥采录宣宗到唐未的史事，续编成《唐会要》一百卷。全书分五百十四目，详细记载这一时期的沿革损益。王溥又编成《五代会要》三十卷，共二百七十九目。

　　新唐书——五代后晋刘昫、张昭远等人撰《唐书》，成书仓促。宋仁宗嫌其浅陋，命欧阳修、宋祁、范镇等人重修。一○六○年全书编成，共二百二十五卷、目录一卷，称为《新唐书》。刘昫旧著称《旧唐书》。新书严谨简洁，本纪不如旧书材料丰富，志比旧书详尽。新书不用骈文而用古文撰述，采用小说材料，并增加了以前史书所没有的仪卫、选举、兵等志。新书的缺点是任意删弃旧书资料，改写文句，并仿照《春秋》义例，多所褒贬。

　　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对《旧五代史》极为不满，决心重作，撰成《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七十四卷，藏于家。死后，家属上献朝廷刊行。此书在体例方面，效法《南、北史》，打破朝代界限，把五朝的纪、传综合一起，按时问先后编排。列传部分采用类传，分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等传，历官数朝的人编在杂传。

　　但模仿《春秋》义例，以一字寓褒贬，宣扬儒学的说教，王安石评为“文辞多不合义”。书中因过分讲究文辞，往往使史实失真。欧阳修私人改编官修的正史，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创举。此后，路振撰《九国志》五十一卷，南宋陆游撰《南唐书》十八卷，也都是重要的私人著述。

　　辽、金、宋三史——元初，世祖即下诏编纂辽、金、宋三史。元朝国史院数次纂修辽、金、宋三史，到元顺帝时，已经基本完成，纪、传、表、志大体都已具备。只是由于大臣们对王朝的正统、三史的体例争论不休，长期不能成书。元顺帝令丞相脱脱主持其事。脱脱拟定辽、金、宋三国各为一史，“各与正统”，停止了正统的争议。三史同时编修，于一三四五年全部编成。

　　《辽史》，共一百十六卷，计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另附《国语解》一卷。辽道宗时，耶律俨曾撰修辽朝《实录》，金人陈大任纂修《辽史》。两书成为元人修史的基础，《辽史》最后的纂修，前后只用了十一个月仓促完成，全书疏误和矛盾之处甚多，但较多地保存了史料的原貌，是研究辽史的基本资料。

　　《金史》，共一百三十五卷，计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纂修者以金朝的实录和元初王鹗辑《金史》作为基础，参考金末刘祁《归潜志》等书，所据史料远较《辽史》丰富，较为详备地记载了金代的发展史。各“志”保存了许多有关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的资料。《世纪》一篇，叙述金朝建国前各部落的发展状况，尤为可贵。从历史编纂学方面说，《金史》远胜于《辽史》。

　　《宋史》，共四百九十六卷，计帝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脱脱等人以宋朝的国史作稿本，再参照实录、会要、日历等其他文献编成。宋理宗以前，国史俱备，所以《宋史》记载宋理宗以前史事较详，以后则因国史未修而较为简略。《宋史》中表彰道学的内容，大部分抄自南宋李秦的《四朝国史》和谢方叔的《中兴四朝国史》，但也删去了这些国史中过分夸张道学家的一些言论。《宋史》的优点是保存了宋朝国史的基本面貌，文字改动不多；资料丰富，内容详备。缺点是前详后略，有些记载互相牴牾，还有一人两传，一事数见乃至有目无文等情况。

　　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编成，是历史学的重大成就。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目录和考异各三十卷。一○六六年，司马光奉诏设局编修，一○八四年书成奏上。全书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四○三年），止于后周世宗显德六年（九五九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春秋》为编年国史）。

　　一○六六年四月正式置史局编修以前，司马光原已写成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秦二世三年的史事，共八卷，称为《通志》。

　　这就是后来《通鉴》的前八卷。正式置局以后，到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赴洛阳以前，史局设在开封，由刘恕和刘攽协助编修。刘攽专职汉史长编的写作。刘恕撰魏晋南北朝的长编。在开封的五年时间里，司马光及其助手写完了《通鉴》前、后《汉纪》各三十卷、《魏纪》十卷。一一七一年初，刘攽离开史局，六月，由范祖禹接替。

　　一一七○年九月，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而离开开封，出知永兴军。一一七一年四月，改为权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司马光以史局自随，在洛阳继续编写。这时期，范祖禹专修唐代的长编和刘恕未完成的五代十国的长编（刘恕已死）。

　　司马光广泛收集史料，如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等，按时间顺序撰“丛目”，即大事目录，兼作史料索引。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

　　方法是按丛目的史料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然后决定取舍、详略。写成后，由司马光删繁去冗，修辞润色，最后定稿。

　　司马光编写《通鉴》的目的，是要从历史上为封建统治者提供政治统治术，以资借鉴。他自己说因为厌烦旧史的繁杂，所以“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谢赐（通鉴·序）表》）。宋神宗因而赐名本书为《资治通鉴》。但他在编写时，并不着重于“ 　　《春秋》义法”，力求符合历史事实，言必有据。对于记载中分歧较大的事项，选择证据分明、情理近实的写入正文。其余则另行编录，说明舍此取彼的理由，写成《考异》一书，以资参阅。

　　《通鉴》语言简洁，叙事生动。宋神宗称赞为“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是恰当的评语。《通鉴》作为最早的